袋子里是一方潮湿的蓝毛巾，毛巾捂着她右侧的乳房。她希望医生能帮她把乳房恢复原位。
美国癌症协会首席医疗官奥蒂斯·布劳利（Otis Brawley）说，在美国，医生每天不是这样接诊癌症患者的。害怕、贫困以及缺乏带薪病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她的癌症治疗拖延了好几年，最终因肿瘤长得 太大将血液供应都阻断了，导致右侧乳房坏死、下垂。布劳利教授是在2003年的一个早晨在急诊室见到这名妇女的。
在其新书《我们在损 害国人健康：一名医生自诊美国医疗痼疾》（How We Do Harm： A Doctor Breaks Ranks About Being Sick in America）中，布劳利披露这名妇女的遭遇是在暗讽目前正在恶化的医疗卫生体制。他说，这个体制已经被“为贪吃的人提供服务的贪婪之人”所掌控。
| 亚特兰大温西普癌症研究所血液学与肿瘤学教授奥蒂斯·布劳利在格拉迪纪念医院走访患者。陪同布劳利教授的是南方大学的药学专业学生阿曼达·亚欣（女）和格拉迪纪念医院的肿瘤专研究生行布赖恩·林格菲尔特 |
一个走极端的国家
布劳利通过这本书向我们展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极端的国家。那些穷人或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即便是最基本的治疗要求都被频繁地拒绝，而享受完备医疗保险服务的人却常常被“过度医疗”，让他们接受会导致实质性伤害的未经验证的药品和治疗手段。
布劳利在书中写到，“我们的医疗体制在有人需要它的时候无法提供医疗服务，而且也无法阻止费用高昂的、经常是不必要的和频繁有害的、甚至在经科学证明这 些治疗属于错误治疗手段的情况下仍在进行的手术治疗。”有太多的患者受到了“钱包活检”（wallet biopsy，译注：美国急诊医护人员在接诊危重患者时，一般是在救护车上在患者钱夹里寻找医保卡片，以便登记医保信息。），以此决定他们是不是可以得到 医保治疗。没钱或没保险的患者通常得不到救治，“直到病情危重或者极度衰老的情况下才会得到政府救济金代为缴付的待遇。”“这时，医院才会张开双臂欢迎您 回到我们的医保体制之内，因为即便执行（官方规定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费率，医院也可以从糖尿病、肾衰竭、心脏病和晚期癌症等多种不加控制的疾病中挣到 钱。”
在另一个极端，他写到，“在美国，财富也不是让你免受糟糕医疗服务的护身符……反而会增加接受糟糕医疗服务的风险。如果你有很多钱，医生们会使出浑身解数将药卖给你，连害了你的可能性都存在。”
布劳利说，他的意思并非是提供限量医疗服务或者击碎危重患者宁愿赌上一把接受试验性疗法的愿望，而是对那些患者的希望被医疗体制所利用感到厌烦。我们的医疗体制是极度的懒惰以致于无法坚持医疗服务应当以科学为基础的理念而是追逐利润或（帮助患者许出）肥皂泡式的愿景。
弗兰·威斯克是一名乳腺癌存活者，也是美国乳腺癌联盟（National Breast Cancer Coalition）的主席。威斯克作为患者利益的拥护者，欢迎布劳利发出的行动呼吁，“我们在过度治疗上扔的钱太多了。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徒劳无益 的）努力引导到让更多的人得到救治上来。”
达特茅斯医学院教授丽萨·施瓦兹说，鉴于布劳利在癌症协会内身居高位，他的想法也许会触动 政策制定者。施瓦兹教授去年和他人合作出版了《过度诊断：追求健康未果反致病》（Overdiagnosed： Making People Sick in the Pursuit of Health）一书。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负责癌症预防的院长巴里·克雷默说，布劳利为人处事平易近人且具幽默感（他对医学话题的诠释都呈现黑色幽默的味道），复杂的问题经他 的口说出来都很容易为平民百姓所理解。
布劳利在书中讲述了很多患者的故事，他们已经无法再现身为自己说话了。
先 说一名女患者，在接受大剂量不必要的但高利润的抗贫血症药物之后还是难免一死。布劳利说，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药物有时会“像神奇格罗一样”成为癌症的促 进剂（act like Miracle-Gro for cancer，译注：Miracle-Gro，在1995年与Scotts合并前为美国一家专业园林绿化公司，主要生产有机肥料及培养土，用在这里意指非 但不能抗癌，在某些时候还会成为癌症的帮凶）。有前列腺癌患者在对缓慢增大的肿瘤进行过于积极的治疗之后却“死于治疗”，其实这种癌症都没必要去查。还有 一位垂死的肺癌患者，除了疼痛就是疼痛了，可是家属却坚持要求当时还是年轻的住院医师的布劳利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无用的阻止扩散手术。
加利福尼亚杜阿尔特的希望之城癌症中心主任迈克尔·弗里德曼说，“我相信布劳利把那些没治好的患者全都记住了，他们比治好的患者多得多，因为布劳利是那种关心他人的人。不是布劳利知道全部的答案，而是他问的问题都一针见血！”
今天，布劳利大步穿过格雷迪医院的走廊。他说，这所医院建于将黑人和白人分隔开的种族隔离时期，这是一片“种族主义的遗迹”。其实，今天的医疗卫生体制 的现状也是同样的糟糕。布劳利写到，“太多的情况是，帮助患者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荒谬的经济诱因“可能会玩弄患者于股掌之间，使其接受尽可能昂贵 的医疗服务，以达到每位牵涉其中的医疗从业者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一些人指出，医生不会故意设法伤害他们的患者。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医生们也许并不质疑现在的医疗体制，“大多数医生都是梦游神，不是作恶者，”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医疗机构保守治疗部主任托马斯·史密斯说。
“许多人都在这个衰败的体制中尽量做到最好，”施瓦兹说。她还补充到，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于贪婪则未免太简单了。“设计出一个满足各方需要的体制真是太难了。”
史密斯说，排出最佳治疗方案（比如何时提供安养院护理而不是更多有创手术之类的安排）可能是复杂的工作，而且也却不是必须要考虑医生挣钱的愿望。
史密斯同意布劳利有关改变目前的医疗体制需要教育患者及其家属的观点，“转变不能仅仅来自医护一方，也需要来自社会和公众的一些改变，比如要有接受医学事实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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